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數字經濟發展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為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供了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

數字經濟是穩增長促轉型重要引擎

當今時代，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是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機，是新一輪國際競爭重點領域。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數字經濟取得長足發展，數字技術創新不斷取得突破，數字經濟規模快速增長，數字經濟治理水平不斷提高。從2012年到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從11萬億元增長到50.2萬億元，多年穩居世界第二，數字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由21.6%提升至41.5%。數字經濟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支撐作用日益凸顯，成為穩增長促轉型的重要引擎。

數字產業化，代表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的發展與拓展，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在2018年召開的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依靠信息技術創新驅動，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數字產業規模穩步增長，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融合日益深化，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數字企業加快推進技術、產品與服務創新能力提升，不斷培育發展新動能。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顯示，2022年我國電子信息制造業營業收入達15.4萬億元，同比增長5.5%，軟件業務收入達10.81萬億元，同比增長11.2%。截至2022年底，我國累計建成開通5G基站231.2萬個，5G用戶達5.61億戶，全國數據中心機架總規模超過650萬標準機架，在用數據中心算力總規模位居世界第二。我國移動通信實現了2G跟隨、3G突破、4G同步、5G引領的跨越發展，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技術領先的移動通信網絡。

產業數字化，是在新一代數字科技支撐和引領下，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以價值釋放為核心，以數據賦能為主線，對產業鏈上下游的全要素數字化升級、轉型和再造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動產業數字化，利用互聯網新技術新應用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釋放數字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推進產業數字化有利于數字技術廣泛使用、數據全面循環和流通，不僅能使傳統產業之間的技術關聯更加緊密，還能推動產業之間的供需關聯，從上下游分別延伸產業鏈。發展工業互聯網是推動產業數字化的重要抓手和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路徑。2022年，我國工業企業關鍵工序數控化率達到58.6%，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達到77%；工業互聯網已覆蓋45個國民經濟大類，工業互聯網核心產業規模超1.2萬億元，同比增長15.5%；農業數字化加快向全產業鏈延伸，農業生產信息化率超過25%。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數字經濟事關國家發展大局，要做好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頂層設計和體制機制建設，加強形勢研判，抓住機遇，贏得主動”。近年來，《網絡強國戰略實施綱要》《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綱要》《“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十四五”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等出臺，形成了推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強大合力，激發和釋放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巨大潛能。展望未來，隨著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的大交叉、大融合與大協同，技術、科學、產業、區域經濟以及社會各界間的聯系也將更加緊密，必定會涌現出更多的新模式、新業態與新的價值創造方式，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將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

牽住數字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這個“牛鼻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抓住了創新，就抓住了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把科技創新擺在黨和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立足中國特色，著眼全球發展大勢，把握階段性特征，對新時代科技創新謀篇布局。2014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指出，“主要依靠資源等要素投入推動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成功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我國科技投入大幅提高，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從2012年的1萬億元增加到2022年的3萬億元以上，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提高到2.5%以上，研發人員總量多年保持世界首位，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大幅上升。數字技術創新是技術創新的關鍵內容，也是數字中國建設的重要動力。加快數字中國建設、大力發展數字經濟，關鍵在于數字技術領域持續創新。

第一，提高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今時代，數字技術作為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導力量，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深刻改變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得到廣泛使用，并由此帶來了整個經濟環境和經濟活動的巨大變化。近年來，伴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迅速發展，催生出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新技術，這些數字技術成為支撐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技術創新對數字經濟發展具有先導性和引領性作用，數字經濟發展的一些關鍵核心問題，例如，實現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的連接、打破數據孤島促進數據融合、實現傳統數據處理中心云化、在海量數據庫中挖掘價值數據等，都需要運用新一代數字技術予以解決，數字技術的創新重點正在向底層技術聚焦。為了提高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必須加大科研和教育投入，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加大原始創新投入力度，補齊基礎理論創新能力不足和系統創新能力不強等短板。

第二，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關鍵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對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保障國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020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時強調，“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重大技術的突破能夠輻射帶動相關領域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持續注入新動能。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激發自主創新動力和活力，實施多領域、多部門、多形式聯合攻關，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為數字經濟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第三，以數字技術創新成果賦能經濟社會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機遇，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現代能源等領域加強交流合作，使科技創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國人民”。以數字技術創新成果賦能經濟社會發展，應重點從以下方面發力。一是要加大數字技術研發投入，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我國已經實現了5G在技術、產業、應用的全面領先，6G也正在加快研發布局，這都離不開國家持續的科研投入。只有在解決國家經濟社會長遠發展、重要國計民生和行業產業發展中的關鍵科學問題上持續加大科研投入，加快推進產學研用深度融合，才能為以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二是要支持具備技術優勢、高成長性的獨角獸企業、瞪羚企業和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發展。這些企業是數字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能夠以應用需求為牽引，推動跨學科、跨領域交叉融合技術研究，提升國家科技自立自強水平，讓科技創新真正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支撐。三是要推動數字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充分融合。數字技術創新可以催生出新產品、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基于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構建的數字平臺，通過數據整合、算法優化和用戶交互，能夠連接用戶與資源方，充分利用網絡效應、規模效應與溢出效應，形成一個規模龐大、協作緊密、精準匹配的生態圈，最終實現經濟價值的持續創造和合理分配。

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推動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發展”。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提升實體經濟發展水平，是我國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與打造競爭新優勢的戰略選擇。

一是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基礎設施，是以數據創新為驅動、通信網絡為基礎、數據算力設施為核心的基礎設施體系，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完善擴大投資機制，拓展有效投資空間，適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擴大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持續激發民間投資活力”。一方面，盡快打造完備的硬件基礎設施體系。對于存儲和算力等數字基礎設施，要根據不同區域的實際需求與技術稟賦統籌布局。通過“東數西算”等重點工程構建數據中心、云計算、大數據一體化的新型算力網絡體系，妥善配置算力供給，優化數據中心建設布局，促進全國大數據協同聯動。加快完善數據存儲、構建算力產業鏈，推動算力網絡成為公共基礎設施，實現我國算力資源有效配置。另一方面，加快構建支持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良性發展、有效使用的制度基礎體系。推動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按需、及時地為用戶提供計算和存儲能力。從全局層面對數據要素進行統籌規劃和管理配置，為數字中國建設和數字經濟發展提供體制機制支撐。

二是發揮好新型實體企業的助推器作用。202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深入推進新型工業化，強化產業基礎再造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加快建設制造強省，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數字經濟”。兼具實體性、科技性、生態普惠性和網絡外部性的新型實體企業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新型企業形態，是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助推器。要加大力度培育工業互聯網試點示范企業、專精特新企業、數字鄉村試點、電子商務示范企業等，發揮好對數字經濟的示范帶動作用，支持新型實體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要建立健全支持新型實體企業健康發展的政策體系，樹立一批新型實體企業典型，并在財稅、金融、科技、產業、人才等各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從而帶動全產業鏈更好更快發展。

三是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產業集群是產業分工深化在地理空間上的表現形態，已經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與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影響因素。在顛覆性創新不斷涌現、技術迭代和市場變化頻繁、外部環境復雜多變的背景下，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充分發揮其集聚效應、技術溢出效應和網絡協同效應，對于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為打造一批具有全球資源配置力、世界影響力的數字產業集群，一方面要加強頂層設計與規劃引領，對數字產業集群發展進行科學規劃，優化關鍵資源配置；另一方面要增強關鍵共性技術創新能力，建設高效協同創新體系，開展高水平的國際合作。

四是激發數字經濟引領消費升級動能。數字經濟條件下的消費者需求表現出個性化、多元化等特征。以數實融合推動消費升級、釋放潛在消費需求，對于更好保障民生、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和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為此，需要綜合施策，充分發揮數字經濟推動消費升級的潛在動能。一方面，進一步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引導和鼓勵企業利用數字技術發展柔性生產、智能制造，全面提升企業對市場需求的快速響應能力和產能靈活轉換能力，推動形成供給與需求、生產與消費互促互動的良性循環。另一方面，持續優化數字消費環境。為順應數字經濟發展規律，及時制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與政策措施，優化數字消費環境，促進平臺經濟在規范中創新發展。

推動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健全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完善體制機制，提高我國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數字經濟具有數據體量龐大、創新創業活躍、線上線下融合、市場結構復雜等特點，傳統經濟治理方式越來越難以適應數字經濟治理的現實需要。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提高我國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是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的必然要求，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之義，是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的必然選擇。

第一，提高網絡綜合治理能力。和平、安全、開放、合作、有序的網絡空間是現實社會的數字化延伸，是數字經濟活動發生的主要場景，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擔當責任，網絡平臺、社會組織、廣大網民等要發揮積極作用，共同推進文明辦網、文明用網、文明上網，以時代新風塑造和凈化網絡空間，共建網上美好精神家園”。近年來，在整治網絡生態亂象、加強互聯網服務管理等方面，我國始終積極探索治理路徑，強化個人信息保護、打擊網絡不正當競爭。下一步，應推動社會治理向網絡空間延伸，通過凈化網絡空間內容、營造清朗網絡空間環境，構建網絡空間治理法治化新格局。同時，加快構建政府、企業、社會多方協同的治理模式，嚴格落實網絡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相關規定，把安全貫穿網絡空間治理全過程，構筑國家網絡安全的堅固屏障。

第二，實現高質量數據治理。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直接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同時可通過優化生產要素配置、促進供給與需求更好匹配、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等提高經濟運行效率。應在數據資源管理、數據安全保護、數據開放利用等方面制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規范，為各領域數字化轉型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2022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系統提出我國數據基礎制度框架，明確提出強化數據安全保障體系建設，把安全貫穿數據供給、流通、使用全過程。目前，我國已出臺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并探索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這將有效保護數據主體合法權益，維護國家數據安全，實現維護數據安全與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動態平衡。一方面，數據市場有效運行是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要通過合理有效的市場規則，規范數據市場發展。要統籌數據開發利用、隱私保護和公共安全，加快建立基礎制度和標準規范，建立健全數據產權交易和行業自律機制，培育規范數據交易平臺和經營主體，完善數據分類分級授權制度，加強數據安全評估，推動數據跨境安全有序流動。另一方面，公共數據治理是數據治理的重要內容。要加快構建統一的數字政府平臺，按照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要求，打破數據孤島，減少信息不對稱，提升數據要素配置效率，降低數據要素市場交易成本，不斷提高數據質量，豐富數據產品和服務，促進相關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

第三，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支持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數字平臺具有更為精確的信息匹配能力、更為高效的運作效率和更為快速的信息反饋能力，在數字化改造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平臺經濟是我國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高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貫通國民經濟循環各環節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是，當前仍存在平臺壟斷、大數據殺熟等問題，損害了市場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合法權益，不利于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近年來，我國在平臺經濟領域立法步伐加快，政策制度體系不斷完善，為推動我國平臺經濟健康有序發展提供了支撐和保障。在支持互聯網平臺技術創新、增強平臺企業國際競爭能力的同時，應加快制定和完善平臺企業運行及監管規則，積極推進包容審慎監管，不斷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通過加強規范治理更好促進平臺企業規范健康持續發展。

第四，積極參與全球數字經濟治理和國際規則制定。2023年9月，習近平主席向2023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致賀信指出，“中國愿同世界各國一道，把握數字時代新趨勢，深化數字領域國際交流合作，推動智能產業創新發展，加快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攜手創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來”。我國積極搭建世界互聯網大會、世界5G大會、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等開放平臺，與各國加強數字領域合作，積極開展雙邊、多邊數字治理合作，參與數字領域國際規則和標準制定。從推動制定《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共同發起《“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發布《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行動倡議》，到申請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我國始終致力于推動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有序的網絡空間，構建開放、公平、非歧視的數字營商環境，在同世界開放相融中共享發展機遇、匯聚發展力量，為全球數字治理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