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株洲市創造性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要依靠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提高生態環境監測立體化、自動化、智能化水平，開展生態環境監測大數據分析，實現生態環境監測和監管有效聯動”的指示精神，積極探索通過加強電力大數據分析應用、創新生態環境監管體系的改革方案，建成國內最先進的“電力大數據+生態環境監管”平臺，穩步提升了全市生態環境質量。2020年，株洲市空氣質量和優良天數位居長株潭第一，境內河流所有國省監控斷面水質均為Ⅱ類，成功實現“藍天300天、全域Ⅱ類水”，由全國十大空氣污染城市蝶變為中國綠水青山典范城市。

　　改革背景：違法生產“躲貓貓、打游擊”，監督執法“顧此失彼、疲于奔命”

　　位于湖南中部、湘江之濱的株洲市，是全國首批重點建設的8個工業城市之一，創造了新中國工業史上345個第一，2020年全市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工業增加值比重達90%。制造業既是株洲發展演變的主線，也成為了生態環境監管的重點難點。

　　管理對象眾多，監管力量薄弱。全市總面積1.2萬平方公里；共有各類市場主體31.3萬戶，其中有稅收貢獻的15萬戶；已發放排污許可證的排污重點企業數量共5751個。按編制規定，全市環保執法人員實際僅130人，平均每人/每天負責監管92.3平方公里、2408戶市場主體、44.2個排污重點企業，任務繁重、數量巨大，執法人員人少事多、心有余力而不足。

　　違法行為隱蔽，監管手段落后。少數企業認為“環境治理成本”屬于生產成本外支出，想方設法逃避主體責任，在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方面耍花招，與生態環境部門“躲貓貓”，企業未批先建(未進行環境影響評價先建設)、未驗先投(未經過項目竣工環保驗收前先投產運營)、設備停開(環保設備人為原因建而不開、建而不用、時開時停)、數據造假(聯合第三方私自篡改在線監測設備)等環保違法現象層出不窮。特別是“散亂污”企業，白天不生產、晚上偷偷干，甚至還利用下雨等特殊時間大規模直排污水廢氣，非常隱蔽，危害極大。

　　查處效率偏低，監管效果不佳。一方面，環保執法人員靠人力巡邏、接受舉報等，難以及時精準發現企業環境違法行為，發現了也因違法證據容易滅失、無法收集等原因，既需要較長查處周期、耗時耗力，也難以真正處罰到位，甚至還有個別執法人員為違法企業“通風報信”，幫助蒙騙過關，導致違法企業心存僥幸，拼命鉆漏洞、撕口子。另一方面，由于沒有建立起全天候、不間斷、現代化的環境監控機制，重大環境監管缺乏互聯互通、實時對接，信息共享交換普遍滯后，生態環境預警、精準快速執法、協同聯動處罰不到位，直接影響了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提升。

　　改革探索：創新“電力大數據+生態環境監管”平臺，對違法行為“精準畫像、高效處置”

　　為有效破解環境監管盲區、執法死角、查處滯后等難題，提升環境監管決策科學化、治理精準化、處置高效化水平，株洲市在全國率先探索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對海量電力數據進行環境保護應用分析，推動環境監管由“傳統人海戰術向現代信息化技術、傳統事后監管向事前事中事后全過程監管”轉變。

　　治污設備“線上盯”，精準監測重點污染企業。研究建立每日預警、實時預警、超前預警等13個數據模型，對各種類型生產企業的排污與治污情況進行大數據監測和智能分析，在企業污染治理設施上安裝智能監控設備，對治污設備用電數據實時24小時監測，一旦其與生產設備用電特征不匹配即自動預警，讓監控主站真正成為在線監測企業環保設備運行的“千里眼，順風耳”。2017年至2020年已在全市317家重點排污企業新安裝337套智能監控設備，2021年將實現各類污染源全覆蓋。

　　電力數據“云端查”，精準查找“散亂污”隱藏點。根據“散亂污”企業白天不生產、晚上偷偷干、隱蔽性強等特點，對所有企業晝夜用電負荷差等情況進行大數據監測并和領取排污許可證的白名單企業進行智能分析比對，從而篩查出未發放排污許可證的企業。通過現場核實，2016年以來累計發現并查處900多家未領排污許可證的未批先建生產企業，還查處關閉了100多家非法企業，使得污染企業無處藏身。

　　環境執法“及時管”，精準打擊違法排污行為。以智慧株洲平臺為核心，縱向對接省電力大數據平臺，橫向與市環保設施監控平臺、市生態環境移動執法平臺、市長熱線平臺等各個管理系統實時對接，形成由數據觸發的快速交辦、快速執法聯動機制，做到用高科技手段打擊環境違法“執法人員一次也不空跑、違法企業有事一次也跑不了”。企業環境違法逐年大幅度下降，2020年處置企業只有2017年的29%、群眾投訴只有2016年的50%。

　　政府企業“同受益”，精準施策釋放改革紅利。一方面，通過對海量數據的互聯應用，倒逼政府在生態環境監管領域流程再造，實現執法機制、數字化閉環管理等多項改革創新，有力提升了政府“放管服”能力，湖南省生態環境廳還將在全省推廣。另一方面，“電力大數據+生態環境監管”具有成本低、數據全、監管嚴、分析準、服務細、易推廣等特點，產業化發展前景廣闊。目前，株洲市國投集團與國網湖南供電公司電力科學研究院已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正加快數據模型完善升級；株洲國投智慧城市公司已引進高科技企業開展技術攻關、建立監測裝備生產基地，企業安裝污染源在線監控設備，價格從過去15萬至30萬不等下降到800元左右，數量從過去生產端和治理端2塊智能電表簡化為1個智能設備，企業成本負擔大幅下降，現已復制應用到湖南長沙等多地共350多家企業，市場普遍歡迎。

　　當前困難：電力大數據應用尚處探索階段，工作主動性、創新性、協同性仍待提高

　　創新建設“電力大數據+生態環境監管”平臺，是開展生態環境監測大數據分析的探索實踐，當中遇到的一些客觀困難和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平臺開發缺乏引導。2020年以來，為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踐行中國碳減排承諾，生態環境部與國家電網有限公司簽署了《電力大數據助力打贏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戰略合作協議》，開創了電力數據應用新局面，全國各地也紛紛試水電力大數據服務生態環境治理，研發“電力+環保”數據服務產品，但由于沒有統一標準和操作規范，雖說在精準治污方面有優勢，但各種平臺良莠不齊，部分平臺實用性、精準度效果不佳，浪費了資源。

　　數據壁壘依然存在。株洲市通過加強政府與電力部門的協調聯動，已推動湖南省電網公司數據產品化，在省內實現商業化運作，而其他大部分省份的電網公司，目前既無法提供相關電力數據產品，也無法實現電力數據的跨省共享，造成“電力大數據+生態環境監管”仍處于省際間各自為主、各自為戰的局面，株洲探索的國內最先進的“電力大數據+生態環境監管”平臺4.0版本，更難以跨省推廣運用，助推監管全覆蓋，造成財政重復投資。

　　政策激勵力度不夠。近期，生態環境部發布十八大以來企業生態環境治理激勵性政策文件清單，主要涉及財政、價格、稅費、綠色金融、生態補償、綠色供應鏈等方面，但直接激勵企業加大對污染防治的科研投入、技術升級、設施改善等方面政策偏少，正向激勵力度不足，大部分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主動投入環境保護治理的積極性還不夠高。

　　對策建議：深挖大數據富礦，提升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創新“電力大數據+生態環境監管”平臺，既是“以大數據助力生態環境改善”的探索實踐，也充分展現了以數字技術賦能推動治理變革的強大動力，更為提升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找到了創新路徑。

　　加強頂層設計，推動大數據應用全國“一盤棋”。運用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核心在于主動運用大數據技術手段，創新決策機制，理順層級、部門間關系，增強政策執行力，不斷提高政府治理的行政效能和服務水平。建議大力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成立高規格的大數據平臺建設領導小組，統一思想認識，明確牽頭部委，統籌協調相關職能部門，分管理領域制訂有關大數據運用技術規范，建立健全大數據輔助科學決策和社會治理的機制，真正用數字技術變革推動治理變革，推動數字化進程不斷向政務、民生、實體經濟等各領域擴展，更好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打通信息壁壘，實現大數據互聯共享“一張網”。綜合考慮當前建設和長遠管理，建議充分利于現有電子政務、智慧城市建設基礎，以數據集中和共享為途徑，自上而下高位推動各領域大數據平臺建設，加速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打通信息壁壘，形成覆蓋全國、統籌利用、統一接入的數據共享大平臺，構建全國信息資源共享體系，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同時，進一步加大對大數據應用領域軟硬件的科技攻關，推動各類平臺不斷提質升級。

　　突出政企合作，激發大數據產業發展“一股勁”。大數據應用涉及經濟社會發展方方面面，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政府或企業均無法實現大數據的繁榮發展。建議堅持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互為依托，一方面，政府要在加強數據安全監管和保護的基礎上，超前謀劃、系統集成，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全面加快大數據與各領域工作深度融合，不斷拓展在返貧預警、稅務征管、企業征信等方面應用場景，提高大數據使用效能；另一方面，堅持“政府搭臺、企業唱戲”，按照市場化原則，支持有先進技術、有成熟模式、有成功經驗的大數據軟硬件企業，降低成本、拓展業務，引領行業健康發展，真正通過“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共同激活大數據富礦價值，培育大數據新興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