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國發展實踐推進經濟理論創新

——評《中國經濟發展的世界意義》

蔡 昉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

　　最近讀了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的學術新著——《中國經濟發展的世界意義》。在這本書中，作者不僅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實踐作出了系統的深刻分析，而且也基于中國經濟發展實踐對經濟學特別是對發展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是從“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相統一”的視角來寫新中國經濟史。該書沒有完全遵循比較典型的經濟史著作的寫法，而是按照將“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相統一”的方法，一方面在經濟史研究框架下創新性地構建起了一個關于經濟增長的歷史和理論的邏輯；另一方面循著這一邏輯，又構建起了一個關于改革開放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踐邏輯。在此基礎上，歸納總結出基于中國實踐的關于發展經濟學和經濟增長史學的理論創新邏輯。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分析透徹、說服力強。

　　在這本書中，作者全面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的基本經驗和教訓，在一個統一的經濟學理論分析框架下深入探討了中國經濟發展實踐對現代經濟理論創新的價值和意義。他特別闡釋了這些實踐背后相應的經濟學道理，比如，從農村改革、城市化、市場發育等角度看，改革開放如何挖掘和兌現了人口紅利，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等。同時，他也以相同的邏輯闡釋了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特別是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變化趨勢。

　　在清晰、系統的邏輯思路框架下，作者還把中國經濟發展實踐放在全球化和世界經濟大背景下考察和比較，一方面解釋了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解釋了一些西方國家由于篤信涓流經濟學、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所帶來的民粹主義等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傾向的必然結果。正是在這樣的比較中，這本書既充分地展示了中國經濟發展經驗對世界的意義尤其是對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實踐意義，也充分地體現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對于促進現代經濟理論創新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

　　二是從中國經濟發展實踐出發構建統一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新框架。基于長期的經濟學理論研究以及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探索，作者通過這本書，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經濟學界長期困惑的三大理論難題：一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特別是對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高速增長作出怎樣的理論解釋；二是中國經濟發展實踐是如何促進發展經濟學理論乃至整個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的；三是中國經濟發展實踐是如何增強作為非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解釋力，并促進一個全新的統一的經濟學理論分析框架的形成和構建的。

　　作者主要運用三個經濟學概念解釋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奧秘：一是中國處于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因此具有明顯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二是對充分供給的勞動力資源進行重新配置，包括促進其在三次產業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大規模流動，使勞動生產率得以大幅提高；三是人力資源稟賦被轉化為比較優勢，中國在二元經濟發展階段所具有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特點被轉化為巨大的人口紅利，成為中國特定時期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這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奧秘就得到了經濟學理論上的解釋，這本書也因此而構建起了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理論的創新體系。

　　基于對中國處于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的特征及其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人力資源稟賦和因此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實證研究，作者通過本書提出了一套關于發展中國家如何判斷其客觀所處經濟發展階段、進而如何開發利用其人口紅利而延緩資本報酬遞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思路。不僅如此，本書也通過對中國經濟轉型發展包括體制轉型、人口轉型、產業結構轉型、城鄉結構轉型等的實證分析，為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促進經濟繁榮發展包括獲取人口紅利及在人口紅利基本消失后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進一步增長等，提供了深入的理論基礎，為發展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

　　在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系統實證分析的基礎上，該書從經濟史的視角，把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與新古典增長理論有機地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經濟發展分析框架，構建起了從馬爾薩斯貧困陷阱(M類型增長)，到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L類型增長)和劉易斯轉折點(T類型增長)，再到索洛式新古典增長(S類型增長)的一個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高度統一的關于經濟增長理論的分析框架。這既對經濟史學在理論上作出了具有一致性、連續性的解釋，也從實踐上作出了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及將不同國家在不同階段的經濟發展實踐進行系統比較的解釋，為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為經濟史理論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作出了創新性貢獻。

　　三是將經濟理論創新成果運用于服務國家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在構建起一個全面的、統一的關于經濟增長理論的新分析框架后，作者把中國經濟發展問題嵌入到相應的增長類型和階段之中，并對不同階段的相關重大命題進行了實證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議。尤其是關于劉易斯轉折點和人口紅利的中國經驗的分析獨樹一幟，具有顯著的原創性特點。

　　基于對這些重大理論問題的分析，作者提出了許多關于推動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建議。比如，關于充分利用中國在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勞動力充分供給特征而促進大量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非農部門、推進中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高度化發展的政策建議；關于通過改革制約和束縛勞動力轉移的體制機制障礙包括改革戶籍制度等，充分釋放人口紅利的政策建議；關于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持續改進資源配置效率的政策建議；關于在人口紅利消減后通過深化改革而實現從人口紅利到改革紅利的轉換、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建議；等等。這些政策建議受到了相關決策部門的充分重視，并從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采納和實施，為推動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一帶一路”學院執行院長)